根据此二元性，国家内部有国内法，国家之间有国际法。
【摘要】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中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本文看来，宪法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宪政也决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资源，宪法学说更不是某一个年代的特产。
这一阶段，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毛泽东进一步将其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2]也有两层涵义：一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4]从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确定，宪法是国家制度的标志和表现形式，宪法的存在意味着宪法制度的存在，有宪法就有宪法制度。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公认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历史文化等价值观念被完全颠覆，一切科学研究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扫除殆尽。
非学术的宪法思想被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所浸润，使得宪法学说的研究囿于政治环境的紧张，其研究范围逐渐固守于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内容，研究形式亦局限于对经典作家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文本的阐释和解说，其学术性也逐渐向政策性甚至政治宣传性褪变。自1959年4月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至196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除了对已经指定的《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批准《商标管理条例》和《外国人入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以及批准17项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制定一项法律，很多国家重大的问题都是由党内决定实施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性创新不仅有助于补充原则性制度框架的人本特征，而且因创新而带来的政府资源的节约和管理方式，从事无巨细的操作到结果导向的监管的转变无疑具有倡导性和示范效应。
到2004年7月I日，我国第一部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地方法规《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施行，[4]明确了为困难户提供低保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政府的一种恩赐。这个动力机制将地方的经济一社会发展与政权合法性的维护经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上形成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推动。二、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层面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已经举办了1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也说明了各级政府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重视。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都开始重视公民对政府具体议题的参与，但是，这种参与中的议题由政府确定，程序本身也由政府确定，在一些地方成为为地方政府行为合法性走秀的形式。
但与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首先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一样，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首先出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福建省厦门市。为了降低这个直接影响升迁的制约因素带来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高度重视弱势群体以及与弱势群体相关的社会问题，由此而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或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来保护弱势群体，而当地公民由此收获的就是社会权利的不断丰富。
改革开放战略鼓励的是在中央政府放权基础上各地形成区位差异，来探索各领域的制度建构。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教育券制度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它不但包括对对象定期定量发放生活保障金，而且每个对象还配套享有粮油帮困卡、子女就学、住房、就医等多方面的优惠。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很多制度安排基本上遵循地方试点一经验总结一国家制度的路径，因此，本文中所说的政府创新均指地方政府创新。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福利依托于单位而非社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断增加的下岗人员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被单位化生存模式抛弃的社会群体。另一类情况则主要是政府系统中的弱势部门积极行为的结果。到第三届（2005-2006年度），在25个入围项目中，有7个涉及弱势群体保护，其中4个获得优胜奖，占优胜奖项目的40% {1}。
地方政府做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都体现出维护权利平等的努力方向。【摘要】地方政府保护弱势群体的实践表现在建立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制度和建立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机制方面，因此地方政府的相关创新呈现出具体保护、政策环境、能促性赋权三个层次。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创新是依托一定的组织或机制来强化特定群体的权利保障或促进特定群体权利能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政府创新中，相较于有身份的社会成员处于相对弱势的普通社会公众的权利得到切实实现，从长远看，对于促进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复合动力机制中，已经开始出现公民和社会互动的新动力机制。这种现实的危机感为这些弱势部门寻找创新突破口提供了可能性。从总体上看，各地的政府创新都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既有的政府创新虽然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进行的，但这些创新更多是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政府本位以官员为主体对公共利益提取和维护的结果，换言之，目前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显示：地方政府掌握着创新的话语、议程和过程，而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公民目前还并没有充分展示其主体性。如果说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地方政府的探索逐渐演变为国家的普遍政策体现的是一般性制度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探索的弱势群体生活保障机制则是将一些既有的原则性制度具体化、因地制宜操作化，或填补某些政府向社会过渡时期的制度一功能空白。从世界范围内公民权的发展规律来看，无外乎两种情况。这既是弱势群体能得到的最直接的保护，也是地方政府创新最容易见成效的一个领域。
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地方出台了一些鼓励性的迁移政策，如在城市经商、投资、购买商品房，投资金额或购房面积达到一定数额的，本人与其亲属可以将户口迁入城市。第二个层面是政府提供政策环境，鼓励社会组织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经济增长的强烈意愿和规则匮乏的现实导致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制度建构过程比较迅速，但与之相称的一个特征就是制度的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政治性强而社会性弱。1993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案，经报请市政府同意，与有关部门一道下发了《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
例如浙江省湖州市于2001年3月16日正式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规定，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或是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都可以登记为湖州城市户口，享受湖州市民待遇。这些地方政府创新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提供满足普通民众的一般需求基础上，对弱势群体提供的特殊服务，其目的是通过维护特定群体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减轻国家作为人的集合的整体负担，并从中汲取合法性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不断创造和建构各种公民参与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地方政府创新还有很大的空间。源头性的创新首先在于维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平等。第二个层次是通过资源的配置来确保某些既有社会权利的平等享有。
这种试点一经验一推广的制度化路径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为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政府探索和创新提供了正向鼓励。其次，参与权作为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利器还没有纳入弱势群体保护的核心制度当中。
前文提到的各个实例已经反应出弱势群体保护的动力机制开始由政府主动创新向公民和社会主动保护转移，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个转移进程。弱势部门因其弱势而将其创新聚焦到社会的弱势群体，由此既具有在政治生活中重新塑造本部门地位重要性的作用，又具有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强烈的政治道德性。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工青妇等组织长期被界定为人民团体、群团组织、官办非政府组织等，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些组织却承担着政府联系公众的诸多职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应当被视为我国公共部门的构成部分。这种情况主要以工会和妇联组织居多。
即便有这么多的变革，但是，户籍的迁移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量早已离土离乡的移民成为隐性城市人口，他们成为所在城市的事实移民，从实际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构成，但在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因差别而存在的明显的不同待遇又使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状态，与城市人口在同一城市中再度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弱势群体提供直接保护或通过赋权提升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力，既有较强的政治道德基础，又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官员个人价值追求与公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公民的强烈要求和争取下不得不将某些权利普遍化，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权利要求的提出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三年后，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坚持政府救济与家庭赡养扶养、社会互助、个人自立相结合，无疑借鉴了厦门的经验。
第三，公共领域中的交谈与讨论、争论。正是由于我国的制度框架原则性强，各地差异又比较大，各地方政府只要不违背政治正确，就可以因地制宜地对本地的发展采取措施，这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官员比较大的行为空间来施展抱负、解决问题。
第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目标从国有企业改革的保障措施开始转变为全社会整体福利体系的建构。[2]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原体制下做出贡献但又未能及时分享到改革成果的人，他们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而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能力有限。
第五届（2009-2010）年度的30个入围项目中，有6个涉及弱势群体保护，其中1个获得优胜奖，占优胜奖项目的10%（本文提到的例子均来自该奖项数据库）。另一类是缺乏管制权力或资源分配权力的公共部门，这又包括两类，一类是政府系统中相对于财政税收等管制权力完善的部门来说，主要以社会性支出或服务为职能的政府部门。